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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探索中前进

2019-11-08 20:16:08 | 查看: 4315|

恩格斯在他的经典自然辩证法中说,"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达到科学的顶峰,它就离不开理论思考。"理论思维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翅膀,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这里提到的理论思维当然包括历史的理论思维及其成就。史学理论不仅是历史的主体理论,也是历史的灵魂。它对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标志是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总的来说,上个世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在这百年动乱和思想交融的历史中,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获得了时代的养分和理论来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西学东渐,唯物史观被引入中国,成为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新思想元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唯物史观的传播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正如李大钊所言:“近年来,很少有高校历史学家热衷于创造一个不受唯物史观影响的新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要“在社会中创造新生活”,我们必须有新的想法,并借助新的想法为社会找到新的出路。唯物史观的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最根本的方向是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全新的历史观来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同时,致力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他们努力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高举“历史领域革命”的旗帜。他们不仅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任务,批判旧中国史学,构建科学研究的范式、话语和体系,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建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核心的现代中国史学。这种历史研究中的“破立”是一种历史规定,就像中国无产阶级承担的“一人两任”的使命一样。第二,这一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即体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跌入历史的深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黑暗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衰落的“底部”,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热烈传播和新思想、新探索的出现,也带来了中国历史崛起的曙光。其中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即用唯物史观回答中国历史苦难的根源和出路。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用一种新的历史观来指导中国史学的发展,既有继续中国史学革命的需要,也有救国求实的需要。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中的价值》中指出,唯物史观在史学中的科学价值非常重要,对生活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对生活的新理解”和“世界普通人民的新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史之争”凸显了这种“指导”的吸引力和努力。

从五四时期到延安时期,从李大钊等人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到毛泽东倡导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领导权、领导权和主动权最终确定下来,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代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范文澜、尹达等历史学者的参与下编写的重要教科书。它于1939年冬天在延安出版。该书的历史观,尤其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特点和趋势的历史观,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两本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价值及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值得关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现代社会“两个半”性质理论、中国革命性质理论、中国革命前途理论、中国革命地位理论等。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和理解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值得讨论的是,延安时期,范文澜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从而开始了《中国通史纲要》的研究和编纂。尹达在延安发表的《中国原始社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理论,结合考古资料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的最有价值的研究。它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谓是一堵双壁。

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为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重新研究中国的整个历史,得出科学结论,总结理论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社会条件。

1949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会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条例》呼吁并要求新中国史学家“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的历史观,发展实事求是的作风,让史学家从事新史学建设”。中国新史学会的成立和学会的组建,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做了积极有效的思想、组织和人事准备。它明确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坚决批判各种旧历史观,明确规范新中国历史学家的专业工作,为新中国史学的最高发展设计“新史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两年后,中国历史学会在中国新历史学会的基础上成立。学会主席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的新时代》的报告中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仅两年后,“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历史观转向新历史观;也就是说,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唯物史观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是新中国历史建设和中国近代史进步的基石。这也是新中国历史工作者的精神血液。这份报告与吴邦国副委员长张羽发表的《历史研究的方向》讲话一起,强调历史研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反对空洞、牵强、剽窃等恶习。这与李大钊在《历史要义》中所说的“我们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延安强调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研究中国历史”是一致的。只有意识形态问题得到澄清,达成共识,行动才能有方向,实践才能有效。

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前30年,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点是强调要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学好,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观点对待历史问题。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得出符合历史实际和科学的、具有理论价值和智慧启示的历史结论。其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并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历史和民族特色的一般历史体系和理论表达。其代表作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和简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在谈到修订《中国通史纲要》时,范文澜指出,修订版增加了九个“新观点”:第一,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第二,阶级斗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第三,科学发明在生产中的斗争;四、汉族社会发展史分期;五、汉代封建社会的阶段;六、早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7.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9.历史上战争的分类。这九篇文章不仅是专门的研究领域,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总结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时指出,他们在具体研究中贯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客观存在为标准,不以个别话语为基础”,明确显示了“科学研究与革命行动”的结合。这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围绕一系列重大研究课题开展理论研究,形成多层面、促进历史理论创新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此外,对亚洲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和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当时中国史学领域最高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对改革开放后的史学研究和历史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学科理论。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带来了良好的机遇。李殊在1979年的《中国历史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79年的中国历史”的文章。他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史学界带来的新气氛和新变化,即“逐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是“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确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结论不能取代对历史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重视历史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建设,维护和维护历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确保中国史学的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构建世界水平、中国形式和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是李大钊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职业梦想和科学情怀,极大地鼓励了中国史学家在历史理论领域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思想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研究氛围更浓,学术环境更好,研究互动更紧密,成果更专业化、更高层次。史学家坚持立足中国本土研究历史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理论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与高校历史专业“史学概论”的建立密切相关,因此从“史学概论”开始。这是我国历史理论体系建设中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教育内容。从1980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葛茂春、白寿彝、田长武、吴泽、赵记辉、蒋亦华、曲林动等主编、合著者和作者共编写了11本《历史科学导论》、《历史导论》等书名的教科书,影响很大。到2008年,中宣部、教育部将组织一批历史知名专家,重点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历史理论。该书于次年出版,成为中国高校历史教材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虽然《史学导论》不等同于《史学理论》,但《史学导论》的研究和编纂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因为前者涉及并跨越了后者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内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在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文明的交汇点上,建立了具有中国话语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体现历史理论特征和逻辑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界定历史研究的对象、性质和任务,即“与历史研究工作应该从哪里开始和前进有关的问题”;其次,历史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理论与历史导论的联系与区别,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历史导论研究的科学营养,独立构建历史理论学科体系。第三,形成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陈述,科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理论;第四,形成科学研究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阶段充当历史主体、造就丰富多彩历史内容的历史主体理论;第五,注重历史学家与历史的关系,形成历史学家对科学研究中历史学家的专业要求、成就、行动和评价的主观理论。第六,形成科学研究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七,探索形成专业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历史方法论范畴和体系,支持历史研究的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和突出进展。这不仅是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时期条件积极提升的结果。这是过去100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成就。值得写一本特别的书。

(作者是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合作创新中心教授兼首席专家)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张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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